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是以银行电子计算机网络中的记账货币为主要货币存在形式，并辅有7万亿元上下的纸币和小额金属铸币的法定货币。
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加强内地市场与香港市场的互联互通，境内外资本市场互动更加频繁，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不过，由于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以市场询价定价机制为主，市场定价机制仍在摸索中。
同时，各地区不良资产处置多管齐下，市场化债转股遍地开花。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全年共发行不良ABS 14单，金额156.1亿元。轻型化银行——灵活高效的经营理念 规模增速与利润增速脱钩。据统计，近年来，中国的网上银行交易规模突破600万亿元人民币，交易规模环比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银行业的传统发展模式是：融资（补充资本金）-放贷（扩大资产规模）-收入增长（实现收入增长）-再融资。
存贷利差不断收窄，加剧商业银行的竞争，刺激业务范围的扩张，对银行金融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金融中介效率，银行收入结构得到改善，也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当前，制约交易发展的主要自身因素主要包括产品研发能力、跨地区\过境、跨部门、跨产品条线的协同能力、风险控制能力、总分行架构下的协同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即便央行当期并未购入外汇资产，由于美元指数的下跌，年末外汇储备存量的价值也会增加。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的危害尤甚。换言之，资本外逃的实际规模完全可能大大超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账户所能反映的规模。根据历史经验，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期，企业往往是低报出口、高报进口，以便尽可能多地持有美元资产。如果从2011年开始，把每年对外净资产变动与经常账户盈余之差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此期间出现了高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
但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遏制资本外逃，肉烂在锅里，即便发生金融危机，这个国家也能相对容易地重新站起来。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上述三个账户之和并不等于零。
但由于误差与遗漏的方向经常是前后相反的，平均下来美国误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年度比值，除2009年为5.8%外，都相当低。IIP正式数主要采用上期末存量、当期流量方法编制。根据国际惯例，误差与遗漏额的绝对值占货物进出口额的比重不应该超过5%。交易代表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净输出。
因而，造成巨额误差与遗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统计上的。资本外逃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是长久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接下来，我们重点探讨误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本外逃的潜在方向和规模。其他调整则包括公司股权变化的交易价值（transactionvalues）同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由于重新分类造成的价值变化等。
例如，在某些时候，尽管我们的海外资产遭受了损失，但由于美元指数下跌的汇率调整，这些资产的价值可能不降反升。在这种情况下，误差与遗漏账户中的-1亿美元就并非是资本外逃的反映。
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此做过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对中国海外资产—负债存量，特别是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抱有信心呢？ 小结 综合我们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账户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海外净头寸增长同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分析，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中国在最近几年很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图10）。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企业即便不会低报出口、高报进口，也应该没有很强的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的动机。例如，居民向非居民出售50单位产品。削弱混合经济制度的合法性。我们还应看到，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不出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者是通过合法渠道流出的，不会造成误差与遗漏，实际的资本外逃很可能大于误差与遗漏所反映的规模。按定义，年末头寸-年初头寸=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各项调整+误差与遗漏II，即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各项调整+误差与遗漏II。其次，资本外逃是隐蔽的，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统计（如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
如果不试图确定资本外逃的规模、甚至无视资本外逃，就不能准确估计资本外流的规模，从而导致政府和货币当局贻误采取应对之策的时机。总之，资本外逃是难以直接、准确估计的。
也就是说，当季的IIP数据是来源于BOP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企业的IIP调查数据要有三个季度或者更长的滞后。这并不是某个特定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统计体系建设落后于经济对外开放步伐的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资本流出被低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些。确实，不应该简单把误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本外逃。
误差与遗漏净额是作为残差推算的。但对资本外逃，由于其动机和实现手段的特点，是需要进一步采取其他手段加以应对的。如果以2011-2013年作为基准，做线性外推估算的话，约有20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如果把视野拉长一些，会发现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流出的资本，并没有累计在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
在中国，资本外逃一般被理解为违规、违法的资本外流。年末头寸=年初头寸+交易+价格变化调整+汇率变化调整+其他调整+误差与遗漏II。
在这个体系下，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记录在贷方和借方两个分录（entries）中，贷方分录中的金额数量同借方分录中的金额数量相等、方向相反。从图9可以看出，自2012年以来除2014年和2015年外，海外净资产形成大于资本净流出。
准确理解误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本外逃的方向和规模对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根据统计数据，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的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子缺口。
与此相对比，近几年来，中国的误差与遗漏的季度比值不但很高，而且是持续单向的。因而，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变化可以通过对各项调整和误差与遗漏II分析来判断。不言而喻，当此金融监管风暴降临之际，中国必须扎紧篱笆。例如，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既包含美元资产也包含其他币种资产，美元指数的上升将导致中国用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减少。
假定经常项目顺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贸易往来和投资收入，则如果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账户中标记为负号的流出量上就反映了资本外逃的规模。理论上，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账户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
首先，我们需要把资本外逃同一般的资本外流区分开来。例如，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各季度的误差与遗漏的方向完全一致，都是资本流出，而且同汇率变化相关。
最后，在危机期间，资本外逃可能成为压倒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商务部和外管局两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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